【2011-10-13-台灣大學傅園-37】
我在風中，在門外
等待落葉的擁抱
枯黃而欠缺溫度
你在燈下，在屋裡
試穿輝煌的彩衣
心思想必纏繞著絲縷
我不敢敲碎夜的寧靜
只能盼望，你明天的朝陽
能看見我的背影
淡淡的消逝
2011/11/2/寫於南港
2011年8月31日 星期三
文化轉向：《古今論衡》第22期「讀後語」
《古今論衡》第22期收錄了三篇和「西北考察團」相關的文章。王炳華〈「土垠」為漢「居廬訾倉」故址說〉一文，一方面追述黃文弼在1930年代參與「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的重要發現和當時「土垠」遺址的情況；另一方面則補述1980年代之後中國考古學者針對當地所進行的多次調查及收穫，但更重要的是，王炳華直指「土垠」遺址其實就是傳世文獻所說的「居廬倉」，也就是當地出土漢簡中所稱的「居廬訾倉」。他還結合各種文獻，企圖「重建」此一漢帝國西北重要據點的風貌。丁瑞茂〈史語所藏黃文弼寄存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文物〉則是從黃文弼將當年考察所得的一枚重要漢簡「居廬訾倉以郵行」送給王世杰（1891-1981）的故事說起，探查到這一枚疑似「失落」的漢簡，目前其實還「寄存」在台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並轉而交待史語所典藏部分黃文弼在「西北」考察所得文物的因緣。至於羅丰〈西出陽關──向達與西北史地考察團〉一文，則是企圖探索向達（1900-1966）在1940年代中國兩次「西北考察」活動中的身分、角色和成就，以及各個單位（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北京大學等）、各個參與成員之間的交涉、互動、衝突與合作。上述的「西北」考察，距今已有七、八十年，當事者幾乎已全數亡故，但這些前輩學者在戰亂不斷、動盪不安的政治、社會環境之下，克服各種困難所取得的文物、資料、知識和經驗，卻已成為不朽的學術資產。
其次，本期還收錄了兩篇「學術與思潮」方面的論文，一為黃進興〈清末民初儒教的「去宗教化」〉；二為鐘月岑〈科學、生物政治與社會網脈：近代中國優生學與比較研究取徑之反省〉，恰好突顯出近代以來中國在「西力」衝擊下的兩個重要的「文化轉向」，一是「去宗教化」，另一則是「科學化」。而這樣的「思潮」或「文化轉向」，至今仍看不到有任何「退潮」或「改向」的跡象。
最後，楊正顯〈王陽明詩文拾遺〉一文，再次提醒我們，研究者想要「窮盡」或「掌握」所有的研究資料是何等困難的事。即便重要、著名如王陽明，到了二十一世紀，仍然有人能從「故紙堆」裡發現「新材料」。
後記：《古今論衡》第22期出刊前夕，主編陳熙遠先生因羈旅海外，未及撰寫「編後語」，便由我代筆。但付印之前，陳先生及時趕回，並遞交其「編後語」。因此，我便抽回代撰之文。不過，文章既已寫成，就如嬰兒已呱呱落地，美醜都不宜藏而不發。故改以「讀後語」名之。
2011年8月31日寫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011年8月29日 星期一
普賢菩薩讚：登峨嵋金頂有感
[峨嵋山下報國寺的普賢殿]
[峨嵋山上普賢的坐騎白象]
[峨嵋山上華藏寺的普賢座像]
[峨嵋山上的金頂]
[峨嵋山上的金頂]
[峨嵋山上的金頂匾額]
「應禮敬一切諸佛
而眾生即佛」
你如是開示
在你眼裡
凡人心中，都有慈悲
只要澆灌，必成菩提
任何醜惡，都有功德
一切苦難，都是福報
所有傷痛，都能成藥
你說：
純金的匾額會因昂貴而不純
神聖的殿堂會因高聳而不剩
而你的神像
無論是一面還是四面
是一尊，三尊，還是七尊
都不是真相
你們不必膜拜
不要祈禱
心不會因上下求索而安定
不要點燈
前途不能仰賴他者的光明
你們歸去
以自己的行腳
走自己的道路
後記：
初遊峨嵋是在2002年，當時僅止於山腳下的報國寺，今年8月22日重遊，終於登上3079公尺的金頂，得以禮拜普賢菩薩。回台之後，吾妻告知，普賢精神主要在於禮敬、供養一切諸佛與眾生。故成此詩。
2011年8月27日寫於汐止
2011年8月3日 星期三
何謂「鬥陣」？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拓展台灣數位典藏分項計畫」的同仁打算出版「99年度公開徵選計畫專刊」，至於專刊的名字，主編想用《數位鬥陣》，但也有同仁建議用《數位逗陣》，因此就請我裁決，而我選了「鬥陣」。
無論是「鬥陣」還是「逗陣」，都是目前台灣的流行語，用Google的搜索引擎查詢，「鬥陣」約有163萬筆資料，「逗陣」更多，有174萬筆。其實，二者都是「台語」的漢字書寫，原意是指：共同（一起；在一起），有時也引申為：伙伴（朋友；同志；同事）、伴侶（同居人；配偶）之意。
但是，選用不同漢字之後，兩者似乎逐漸有了歧異。例如，2008年中華電視公司推出的八點檔連續劇定名為《歡喜來逗陣》，同一年年底，由陳師孟號召組成的廣播節目製作公司取名為《綠色逗陣工作室》，其「逗陣」基本上都還保有「台語」的本意。然而，《維基百科》將1999年的美國電影Fight Club翻譯成《鬥陣俱樂部》，數位娛樂發行平台「威望國際」（Catchplay）將2010年的日本電影《ボックス！》（Box！）翻譯成《熱血鬥陣：夢想開戰》，其中「鬥陣」二字，主要意涵已轉為「打鬥」，因前者得名於故事情節中可以「自由搏擊」的團體和聚會，後者則是關乎拳擊手的故事。此外，日本漫畫家木多康昭（1969-）從2005年6月起開始連載至今的《喧嘩商売》，係以愛好格鬥的少年佐藤十兵衛為主角，而台灣東販出版社的中文本譯者也是將書名譯成《鬥陣小子》。雖然「搏擊」、「打鬥」、「格鬥」還是有「共同」之意，但在此已轉為敵對、爭鬥的意思。
那麼，我為什麼還是取「鬥陣」而捨「逗陣」呢？一來，我覺得「逗」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逗留」、「挑逗」、「逗弄」，而「陣」基本上是指「群體」（團體；團隊；隊伍；部隊），或「戰鬥」（戰爭），因此，若用「逗陣」就會變成「挑逗」部隊或指一支停駐不前的軍隊，似乎有點戲弄、調侃的味道。二來，我認為「鬥陣」不僅是現代的社會語言，還另有更豐富的、古典的神聖意涵。
「鬥」這個字，甲骨文字形就有兩人對打的形狀，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也說這個字（鬬）：「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之形」。因此，其本義為搏鬥、競爭，從而衍申為戰鬥、鬥爭之類的凶狠與對抗性的字眼。但是，「鬥」也可以衍伸為「遇」，也就是遭遇、遇合、會合、聚合之意，若與「陣」聯結，則可成「團隊群聚」之意。
不過，既曰「鬥」，基本上還是脫離不了「競賽」、爭勝的本意，然而，「漢文化」中的競賽，有時候也可以提升到宗教的層次。例如，台語常見的「迎神賽會」便是個例證。在台灣的節慶與廟會中，常見各種「陣頭」（如鼓吹陣、牛犁陣、車鼓陣、婆姐陣、宋江陣、神尪陣、官將首、八家將）賣力的演出，搏取觀眾的讚賞，或是舉辦所謂「賽花燈」（主要是元宵節）、「賽龍舟」（端午節）、「賽豬公」、「搶孤」（主要是中元普渡）活動，基本上都是人群（家庭、村落、社區、社團）之間的技藝、力量、財富與聲望較量。而這樣的較量，並不純粹是一種自我炫耀，因為，在廟會中的展演還帶有「酬神」、「還願」、「報恩」的目的。
事實上，迎神賽會的「賽」字，其本意就有以祭祀酬謝神明之意，古字又通「塞」，有滿足、靜默的含意。因此，這一類的活動，可以說是為了讓人與神同歡共樂，讓社會在熱鬧滾滾之中宣洩其爭奪與競爭的欲望，然後回歸平靜與祥和。
因此，我選擇「鬥陣」做為今年「拓展台灣數位典藏分項計畫」「公開徵選計畫」的母題，主要是祈願有志從事「數位典藏」工作的朋友，能招集同志，組成團隊，聚合在一起，相互切磋琢磨，共同將台灣打造成世界一流的「數位島嶼」。
2011年8月3日農曆七月初四，寫於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011年5月30日 星期一
食品科技與現代文明
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的調查顯示，全世界的人口總數在2010年2月1日時，已滿68億。大家對於這個數字也許不會有特別的感覺，但是，我們若知道人類的人口總數在十九世紀末才16.5億左右，[1] 那麼，在百年之間呈現四倍數的增長便不能小看了。更何況人類在二十世紀還打過兩次世界大戰及難以計數的區域性戰爭，而且，還遭遇過多次大規模的瘟疫（包括鼠疫、霍亂、流行性感冒等）襲擊。在這樣的情境之下，人類能繁衍出歷史上最多的人口總數，應該可以算是一種奇蹟，也是人類文明的成就。
不過，這種「人口爆炸」所衍生的問題（如資源耗竭、糧食缺乏、生存競爭、空間擁擠、公共衛生等）其實都不易解決，而且正不斷在累積、增強壓力，甚至可能導致人類文明的毀滅。因此，我們必須及早反思造成目前這種狀況的緣由，研擬對策，以確保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而回顧這一段驚人的發展歷程，我們會發現，二十世紀（尤其是1950年之後）人口快速而大量的增長，主要似乎歸因於人類「政治技能」[2] 的愈趨純熟與「科學技術」[3] 的重大突破。前者隱而不顯，後者則眾所矚目，且引以為傲。
但是，科技真的只帶給人類繁榮與幸福嗎？只怕未必。事實上，不少科學研究社群的成員、探討「科技與社會」（STS）的學者，以及關心人類文明走向的人文學者與宗教家，都曾經對此有過省思並提出建言，但是，一般的大眾卻很少有機會接觸這樣的訊息。或許是基於這樣的緣故，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人社會科學講座」乃決定從2008年起推動「現代科技文明發展的反思：人文及社會科學的觀點」系列講座，並委由國立台灣大學、國立中興大學與國立成功大學分北、中、南三區負責執行。
國立中興大學的團隊接獲這個任務之後，考量學校自身的特長在於農業與生物科技，而「食品衛生」（食品安全）又是最近幾年民眾關切的重大議題，便決定以「現代食品科技文明的反思：人文及社會科學的觀點」為主題，展開長達二十個月（2008年12月1日至2010年7月31日）的研究與推廣工作。
工作的第一個階段，我們先邀請不同領域的學者組成核心工作團隊，成員包括：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羅思嘉教授、國立中興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許舜喨教授、國立台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詹長權教授、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周桂田教授、中山醫學大學口腔醫學研究所胡素婉教授、東海大學社會學系鄭斐文教授。緊接著，我們便擬訂主要的探討課題，並依據個別的專長和興趣進行分工，先各自展開資料蒐集與專家諮詢的工作。當初，我們認為，純從技術的層面來看，食品科技可以進一步切割為生產科技（包括原生食材、基因改造食物與加工食品等）、保存科技與輸送科技，而從人文與社會的角度來看，食品科技所引發的問題則包括個人健康、公共衛生、經濟利益、生態環境、社會規範，乃至文明存亡。由於範圍非常廣泛，因此，我們只鎖定「食品添加物」（同時涉及生產科技與保存科技）、[4]「健康食品」（生產科技）[5]與「基因改造（含奈米）食品」（生產科技）[6]這三類科技食品，並從食品衛生安全、[7]食品科技法規[8]與食品科技資訊[9]這三個角度切入，探討食品科技與現代文明之間的關係。而我們的工作目標則設定如下：
一、透過計畫的執行，促進不同知識領域的學者專家共同探討「食品科技」的相關議題，形塑、醞釀新的跨領域知識社群。
二、以跨領域對話的成果為基礎，強化大眾對於若干重要食品科技的基本認知。
三、透過不同知識領域專家的共同探索，提供決策者、立法機關與相關部門在做有關食品方面的決策時，所需要的充分資訊和正確知識。
四、透過對話，促使食品科技從業人員、相關研究者或業界自訂及遵守基本規範和倫理，並思考該科技發展可能對人類帶來的風險、傷害和影響。
工作的第二個階段，我們先建立「現代食品科技文明的反思」計畫的專屬網站（http://www.cla.nchu.edu.tw/food/），作為揭露訊息、交換意見、彙整文獻、紀錄活動的平台。緊接著，便邀集學界與業界的專家接連舉辦四場工作坊：一、「食品添加物工作坊」（2009/7/17）；二、「基因改造（含奈米）食品工作坊」（2009/7/24）；三、「健康食品工作坊」（2009/7/31）；四、「食品科技法規工作坊」（2009/11/9）。這些工作坊著重於專家與專家之間的對話，一方面廣蒐相關的研究文獻與口頭意見，另一方面則整理重要的議題、爭議焦點與既有的共識。隨後，便由各個工作坊的負責人撰寫工作報告。
第三個階段，我們展開推廣的工作，在2009年12月接連辦理三場講座：一、「食品添加物」（2009/12/5）；二、「健康食品」（2009/12/12）；三、「基因改造（含奈米）食品」（2009/12/19），由計畫團隊的成員擔任各場次的主持人、主講人和對談人，邀請產、官、學界及一般民眾參與，將我們的研究成果及在工作坊中所獲致的資訊與知識進一步擴散，並收集回饋意見。
在舉辦三場講座之後，我們原本所設定的工作項目都已完結。但是，計畫成員在工作期間已累積不少研究文獻，也獲得各界不少的支持與回響，深覺有必要發表較為正式的研究論著，讓更多人能分享我們的成果，因此，便決定編輯、出版論文集。這個決定深獲國科會人文處與國立中興大學的支持，並獲稻鄉出版社同意協助，故於2010年初展開密集的編審作業，終於在三月底完成所有的審查、排版工作。
做為這個計畫的主持人以及此書的主編，我有必要交待計畫的緣起與執行情形，以及此書的由來，故有以上的陳述。最後，容我藉此感謝所有計畫成員的積極參與和奉獻，[10] 以及眾多提供諮詢意見、參與工作坊與講座的專家、學者、業者和聽眾。而在此書的編輯過程中，稻鄉出版社的同仁、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劉杏怡秘書與中文學系博士班林貞吟同學，對我諸多相助，特此致謝。
2010年4月1日寫於國立中興大學學人宿舍
2011年4月29日 星期五
香港印象II：言功與謝恩
我喜歡旅行，可是，我對於家也有無比的迷戀和牽掛，因此，每次出國，都是來去匆匆，這次到香港也是如此。不過，短短的八天，也讓我對於香港有了更深刻的印象：一朵巨大但欠缺香味的人造玫瑰，令人驚嘆！。
根據道教的科儀，道士步罡踏斗、上天朝真之後，必須「言功」謝恩，因此，我必須交代此行的恩人和貴人。
此次邀我訪問的單位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是鄭培凱教授（即詩人程步奎）。他是我台灣大學的學長，算是舊識，首度見面是在1990或1991年，地點在紐約，還一起喝過咖啡。其後，幾乎每一年過年時都會收到他以詩作製成的賀年卡，都可以讀到他生命的起伏和靈魂的呼吸。這次訪問城大，蒙他邀請、賜宴，無限感謝。其次，必須感謝城大的屈大成博士、黎小杏小姐聯繫、安排此次訪問；感謝范家偉博士在百忙中還迎來送往、導覽校園，並以晚宴款待；感謝圖書館景祥祜館長兩度賜宴、助理館長張曉寧小姐導覽圖書館；感謝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馬家輝博士（與鄭培凱教授）在香港電台（RTHK）〈文化超現代〉節目的訪談。此外，還必須感謝王章偉博士帶我和內人上「太平山」看香港景色，雖然因故半途折返，但在金鐘商城的下午茶已彌足珍貴。
2011/4/29/寫於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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